“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转】

出处（部分有改动）：谢兰兰.激发制度效能和生产要素活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20(03):13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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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深入探讨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2019年11月18～19日在北京举办“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讲者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德国哈勒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与高校。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专业期刊等37家单位的100多人参加会议，《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京报》等媒体共同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致开幕词、所党委书记杜志雄致闭幕词。

高培勇以转型为关键词，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阐述了中国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重点和手段，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建设层面对本次会议主题做出了精准定位：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推动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高培勇指出，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转型问题，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研究难度大，但研究空间广阔。

魏后凯在致辞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到2020年，中国将如期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有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在2017年得到明确提出，中国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农业仍然是中国“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短板”。在农业农村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村人口流失、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等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稳定快速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国内外专家广泛参与，更多地建言献策。

按照会议主题设定，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相关议题分享并讨论了最新学术成果。以下对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一、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和减贫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通过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平稳有序地推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研究员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城镇化的推进，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减少农村贫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和减贫，对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城镇化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贡献、城镇化减贫的中国经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向等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魏后凯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以远高于世界总体水平的速度推进1。分阶段看，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稳步推进（1978～1996年）、加速推进（1997～2010年）和减速推进（2011年至今）三个阶段。从人口城镇化视角看，当前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经济增速放慢，加上工资快速上涨引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城市就业岗位增加乏力，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减缓；二是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相关政策的农村偏向日益明显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进城落户意愿下降。魏后凯研究员根据城镇化率和人口迁移变化情况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

（二）城镇化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贡献

城镇化对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总结了城镇化的三大贡献：第一，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二，城镇化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多层次人力资源，同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家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第三，城镇化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城镇化向城市分流劳动力，农村劳均土地面积增加，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规模效率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和效率，进而将增加劳均农业收入。

（三）城镇化减贫的中国经验

从全球角度看，城镇化转型与贫困共存，农村贫困和城市贫民窟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城镇化顺利转型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门槛。如何跨越这一门槛是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执行者关心的问题。

魏后凯研究员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大规模持续减贫的主要途径之一2。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54亿人，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7%，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他认为，城镇化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并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降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北京大学盛誉教授认为，城镇化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农村减贫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城镇化加强生产和消费的联系，城镇化速度越快，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多，农村发展速度越快；二是城镇化能够创造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使城镇周边农户加速向城镇迁移；三是城镇化在农业技术进步、文化消费、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促进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增长。

魏后凯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没有带来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其重要经验是中国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发展产业和提供就业岗位基础上的。盛誉教授从实证角度测度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支持了魏后凯研究员的前述观点。盛誉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对推动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显著增加了农村非农就业人口的数量和比例。

对于中国未来的农村减贫愿景，魏后凯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新阶段。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达成后，中国将面临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反贫困政策也要相应地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二是由收入贫困治理向多维贫困治理转变；三是由过去超常规的扶贫攻坚向常规性的贫困治理转变。

（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关于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思路，魏后凯研究员从提升城镇化质量视角提出了三条举措：一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二是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推进；三是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何秀荣教授展望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走向。他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不仅是人口的集中，也意味着就业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因此，城镇化发展方案应置于经济、社会、政治大格局下进行通盘考虑。具体来说，城镇化方案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且形成有利于疏解“城市病”的人口布局。根据上述原则，他提出了中国城镇化未来的三个可能发展方向：一是从人口布局角度分析，打破目前的行政区域限制，在全国层面整体考虑，强化“胡焕庸”线的基本格局；二是在城市发展类型选择上，可选择放开大城市规模或发展星罗密布式的中小城镇；三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可依托大城市构建协同发展的城市群。

二、土地产权界定与乡村有效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加制度供给，强化制度保障，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三农”领域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实践场域。土地制度和基层治理是关系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围绕这一主题，相关报告人从中国传统的地权交易演变、中国当代的土地流转和配置、乡村善治角度进行了阐述。

（一）中国传统的地权交易演变及其启示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从历史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地权交易特征和演变及其对当代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启示。他认为，中国传统地权形态发育充分，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地权交易形式。传统的土地产权制度和交易形式是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基石和重心。从土地产权所有者看，中国传统的土地产权分为国有产权、私有产权和法人产权三类。从土地权利层次看，可分为所有权、使用权和占有权。占有权3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和普遍的土地权利形态。占有权与使用权的区别在于：占有权是财产权，可以出租、抵押和典当，受法律保护，具体实现形式包括田面权和典权。这种独特的占有权实现形式具有很强的可交易性，为农民实现土地权利和收益的跨期调剂提供了独立自主空间，也因此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

传统的地权交易对当代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清晰的土地产权界定对提高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和土地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在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基础上，对农民的土地赋能，将承包权和使用权进一步扩展成为具有财产权利的占有权形态，让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权利，允许土地通过流转等形式自由交易，是中国当前现实可选的一条土地改革路径。

（二）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

土地流转对于土地配置效率至关重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关情况看，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形成较大矛盾，城镇化使农村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匹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流转成为优化人地关系的重要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郜亮亮副研究员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从契约治理结构角度解释了中国农地在亲属间流转盛行的行为特征。他认为，在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合同交易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交易的不确定性、投入资产专用性和交易的关联性会导致流转双方谨慎选择交易对象和合适的交易治理结构。他的研究表明，相比于非亲属间流转的土地，从亲属转入的土地上有更多专用性投资。但这种非正式关系约束的土地流转无法支撑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因此，中国未来的农地流转仍将以通过正式契约关系达成的市场化交易为主。

郜亮亮副研究员认为，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改善非农就业机会的稳定性，提高农地经营剩余，促进农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二是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仲裁机制，加强各种流转市场信息平台建设，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改革，给市场配置农地使用权创造更多空间。

（三）乡村善治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之一。具体来说，就是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研究员认为，自治是有效治理的核心。他提出如下观点：第一，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多层面和多维度法治下的自主治理，自治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次、维度和领域。原则上，各级辖区和村庄都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以自治管理的方式提供本级公共产品与服务。第二，中国乡村是实现自治的适宜空间。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五大村民自治原则，进一步为村民自治赋权赋能。第三，乡村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善治。乡村善治应以落实自主治理原则、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和辅助性原则4为标准。第四，中国的乡村自治改革正在由管制逐渐走向治理，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导致外部制度供给压缩了村民自治的空间。从实践角度看，村庄公共事务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村级公共事务治理可以选择灵活的制度安排，适时选择由当事人自主决策和自主管理或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集中决策的形式。

三、人力资本提升与知识创新

人力资本提升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和创新动力。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阐释了培育农村创新创业主体、改善乡村基础教育与促进农业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性及实现途径。

（一）乡村振兴领头人的培育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产业要兴旺，首先依靠的是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实现创新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受传统思想、经济回报、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扎根农村的意愿很低。英国诺丁汉大学武斌教授认为，农业要发展、乡村要振兴，首先要培育领头人。他发展了一个基于社会资本角度的农村创新创业领头人培育的三阶段模型。该模型将个人经验和品质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社会环境以及城市的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于创新者，创新者通过探索新技术和新市场，实现技术、市场和组织模式间的匹配，并在匹配过程中形成创新，从而实现获得生态效益和农民共同致富的双重目标。通过大规模创新扩散和技术采用，最终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这一新动能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正向反馈，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发挥领头人的作用，实现乡村可持续良性发展。武斌教授认为，应更加关注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激发农村内在的发展创新潜力以及外在的社会联系与交流网络，解决农民主体参与性缺位的问题。

（二）乡村基础教育的改善

针对农村人力资本提升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龙文进博士聚焦分析了乡村基础教育的改善。他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重要途径，人力资本改造在乡村振兴中要放在首位。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是导致中国乡村教育衰落的重要原因。他的课题追踪评估了一个西部偏远农村地区以县带村的在线支教实验项目5。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传递到边远地区的困难学校，可以解决乡村优质师资短缺问题，给贫困地区学生创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是提升中国边远落后地区乡村教育质量的可行途径。龙文进博士认为，中国当前的相关政策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乡村教育没有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主要指标体系；学术界对乡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也不高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应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地位，通过多部门联动，共同推进。

（三）农业知识的生产和创新

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创新的源泉是知识的生产和积累。农村的知识生产能力关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全局。北京大学Christer Ljungwall教授分析了中国的知识生产轨迹，并得出结论：新兴技术是提高效率、重组生产和改善服务的关键创新驱动力。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中国农业机械利用率低、化肥过度使用等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知识和教育匮乏，农民缺乏对新技术的理解。他认为，教育的普及和农业人力资本提升是瑞典农业由低效率的单一经营转向高效率多元化经营的关键因素，并最终推动瑞典农业实现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中国农村领域的创新创业必须在农民接受了充分教育和培训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审视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否有助于知识的有效生产。未来中国实现向知识型社会转型，应继续坚持开放创新的政策取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型

从全产业链角度看，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关系密切，涉及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形式、农业投入和产出等多个方面。围绕上述主题，5位国内专家学者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保障粮食安全等进行了阐释，两位外国学者分享了对德国农业合作社和中东欧农业农村发展转型的观察和思考。

（一）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次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说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是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农业政策的目标之一，其主要途径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生产外包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南京农业大学孙顶强教授分析了农业生产外包服务产生的基本条件、农户采用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的制约因素、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对农业生产的潜在影响和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他认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和生产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外包服务一般产生于投入门槛低、规模经济显著、服务质量监督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低的生产环节，而在技术标准化程度低、及时性差、规模经济不明显、道德风险高的生产环节，农户的生产外包服务采用率较低。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有可能妨碍规模化经营。对小农户来说，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家庭劳动力不足问题，使小规模生产能持续下去，从而降低土地流转意愿；对大农户来说，由于无法做到全程机械化，农业部分生产环节仍然依赖雇工或外包服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作业质量的监督成本高，从而会降低对土地的流转需求，限制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7。从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看，由于非农就业机会不稳定、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外流等，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的需求会长期存在。

孙顶强教授认为，政府应该在提高农业生产外包服务效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是通过补贴促进关键生产环节的机械化；二是协调生产品种布局，兼顾生产专业化与多样化；三是促进连片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经济水平；四是鼓励提供多样化服务，避免季节因素造成的供求失衡；五是推动服务契约的执行，减少服务纠纷。

（二）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

保障粮食安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三重硬约束条件。中国粮食增产与化肥使用量增加有着密切关系，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40%以上。为了解决中国粮食和农业生产中化肥过量使用、盲目使用等问题，2015年原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2015年到2019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的化肥减量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仇焕广教授对中国在不威胁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的前提下实现化肥减量的目标进行了模拟分析。按照零增长行动提出的四种技术路径，他使用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别预测了测土配方、增加有机肥替代、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和改变复合肥比例四种激励措施下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如果到2030年不采取任何措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将从2015年的424千克增加至483千克8。第二，上述四种措施的采用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氮肥和磷肥的过度使用量分别下降56%和82%；同时，每公顷钾肥缺失量从28千克下降到17千克；第三，在不影响粮食预期产出的前提下，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和提高化肥使用效率能实现化肥减量：有机肥替代降低了35%的化肥使用，化肥使用效率提高降低了65%的化肥使用；第四，化肥减量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影响，因为化肥减量使用降低了农民的投入成本，同时考虑到有政府补贴，在此过程中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增加的成本可以被完全抵消并最终呈现为农民收入的增长。仇焕广教授认为，对政府来说，以集约化办法解决化肥过量使用和测土配方推广问题，同时采取干预刺激措施，促进农业向有机方向发展，是保证化肥减量措施得到成功实施的途径。此外，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也应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三）保障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生产端对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研究员分析了粮食生产主体的结构与行为变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变化和粮食供需匹配错位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从粮食生产主体的结构与行为变化的影响看，随着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土地规模化流转推高土地租金，倒逼转入土地的农业经营主体倾向于种植收益高的经济作物，土地“非粮化”现象显现，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威胁。从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看：一是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与价格下降并存，农户种粮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二是农业支持农户家庭生计的功能不断弱化，农户的种粮意愿普遍下降9，且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财政贡献小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种粮地区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农业优质劳动力流失严重，粗放式生产影响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粮食供需匹配错位的表现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第一，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粮食供需匹配错位。从需求侧看，对肉蛋奶水产品的需求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产量大幅提升，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较小10；而从供给侧看，粮食供求总量宽松但优质品不足，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二是消费结构升级引致种植结构调整，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成本上升。2015年，国家开展“粮改饲”试点，青饲料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158.37万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187.41万公顷，而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则呈现下降趋势，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减少了1862万亩和1426万亩。在这一背景下，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需要投入更多的补贴资金，以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保证足够的粮食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的成本因此将大幅上升。

（四）国际视角下的农业发展问题

德国是世界合作社组织的发祥地，自1864年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创立第一个合作社以来，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德国的农业合作社承担着为农民提供生产加工、销售、信贷、农资供应和咨询等服务，是德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德国哈勒大学Axel Wolz教授在此次会议上分享了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第一，德国农业合作社的活力来自于政策支持和自身的适时变革。完善的法律保障、严格的外部审计制度、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动力源。除了政策性外因，成员间自愿达成的合作共识以及根据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进行组织形式变革是德国农业合作社能够长期存续的主要内因。第二，从市场竞争力角度看，德国农业服务合作社的竞争力优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德国农业服务合作社几乎涵盖了金融信贷、物流、环保、商业和信息服务等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全领域。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德国农业服务合作社不断进行结构变革，在数量大幅减少的同时持续扩大经营规模11。与农业服务合作社相比，德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面临着来自合作型农场和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且内部的成员合作形式和决策过程复杂，加上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等问题，其市场竞争力不足，主要在细分市场获得市场份额。Axel Wolz教授认为，与德国不同，中国数量最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且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仅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农业，他们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往往并不是合作生产，而是让闲置土地赚取少量地租收入。同时，中国农业合作社“空壳化”现象严重，80%都是未正常运行的“空壳社”和“休眠社”。这种状况对中国农业合作社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形成了制约。

英国利物浦大学Nigel Swain教授审视了体制转轨30年后的中东欧农业农村发展，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中东欧农业农村领域产生了剧变：第一，不同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出现分化，表现出显著的“二元化”特征。相比于社会主义阶段，当前中东欧地区的农场规模变小，大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向公司实体转变，为贫困农民提供生计基础的自给式农业仍然表现出极强的韧性。第二，加入欧盟为许多中东欧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的刺激，中东欧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大量农业补贴集中在少数商业化大农场主手中，特别是中等规模农场成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12，小农户基本无法获得补贴支持。第三，中东欧地区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许多地区出现极端贫困。欧盟的资金更多流入富裕的中东欧国家（例如波兰），1989年以后中东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显著高于欧盟15国。Nigel Swain教授认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的补贴政策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农业结构并不相适应，特别是小农户的贫困处境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五、结语

杜志雄书记在此次会议闭幕致辞中指出，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时刻。经过30多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正在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活跃，城乡关系融合发展。这些变化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也为从理论和学术角度总结、梳理和重新审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中国农村的发展，要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进行动态理解。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要适应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三个根本目标：保证农产品供给、保障农业生产者收入稳定提高和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所研究和关注的城镇化、反贫困、非农就业、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创新、教育、乡村治理、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等议题契合了中国农业农村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和变化，会议上所分享和讨论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证、东方与西方等多维度为中国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和思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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